第九章

　　那之后的几年，我把日子过得很满。

　　练琴，上课，排练，比赛，巡演。

　　每天清晨七点进琴房，深夜抱着谱子回宿舍。

　　有人说我像在和时间赛跑。

　　他们不知道，我确实在追。

　　追前世被烧掉的九年。

　　我第一次拿下国际比赛奖项时，贺清然从国内飞来看我。

　　她坐在台下最后一排。

　　我谢幕时，看见她轻轻点头。

　　演出结束，她递给我一杯热咖啡。

　　“手还好吗？”

　　“很好。”

　　“心呢？”

　　我愣了一下，笑了。

　　“也在长回来。”

　　她没有多问。

　　真正稳定的人，从不把安慰做成审问。

　　读博后，我参与了学院的青年音乐人支持项目。

　　来找我的学生里，有人被父母扣护照，有人被恋人威胁曝光隐私，有人被家人用病危逼着放弃交换。

　　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坐在我面前哭。

　　他说：

　　“我妈说我敢去柏林，她就从楼上跳下去。”

　　“如果我走了，她真出事，我是不是犯？”

　　我把危机干预热线、学校法律援助邮箱和报警流程写给他。

　　然后说：

　　“她的危险情绪，需要专业人员处理。”

　　“你的人生，不能被拿来当药。”

　　他抬头，眼泪还挂在脸上。

　　我又说：

　　“不要把自毁当成孝顺。”

　　他说：

　　“可她是我妈妈。”

　　我看着他的眼睛。

　　“所以你可以依法照顾她。”

　　“但你不必把自己烧给她取暖。”

　　说完，我沉默了很久。

　　这些话，是说给他听的。

　　也是说给前世那个闻照听的。

　　钟婉在服刑期间写过许多信。

　　最开始，她骂我。

　　骂我没良心，骂我被外国人洗脑，骂我忘了她为我吃过的苦。

　　后来，她开始道歉。

　　说夜里总梦见我小时候趴在钢琴边睡着。

　　说她如果当年再理智一点，我们母子不会走到今天。

　　最后，她又回到那句：

　　“妈妈只有你了。”

　　我一封都没有回。

　　律师按法律规定处理她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需求。

　　该付的，我付。

　　该签的程序，我签。

　　除此之外，我不再把自己交出去。

　　三十岁那年，我在巴黎举办第一场个人独奏会。

　　后台桌上，我放着一张旧登机牌。

　　纸边已经泛黄。

　　那是我第一次飞离宁城时留下的。

　　助理问我：

　　“闻先生，这个很重要吗？”

　　我说：

　　“很重要。”

　　“它值钱？”

　　“不值钱。”

　　我把它夹回琴谱里。

　　“但它证明，有一天我真的走了。”

　　音乐会那晚，返场掌声很久都没有停。

　　灯光照在手背上，我看见每一根青筋，每一道薄茧。

　　这双手，曾经差点成为钟婉留住我的代价。

　　现在它们只属于音乐。

　　也只属于我。